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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收費行為及加強違規收費治理是減稅降費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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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8-13 08:42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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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減稅降費措施,中央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從2013年的185項削減為2019年的49項,中央涉企收費項目從106項削減為31項,政府性基金項目從30項削減為21項,各省(區、市)設立涉企收費項目合計減少至45項,大幅減輕了企業負擔。但是,企業對涉企收費項目過多、負擔過重、收取不規範、不合理高價等問題的反映依然強烈。這些違規涉企收費問題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獲得感,對減稅降費産生較大的沖抵效應。要貫徹落實好各項減稅降費措施,就必須規範涉企收費行為,加強違規收費治理,确保減稅降費的改革紅利充分釋放。近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七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違規涉企收費治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國市監競争〔2019〕150号),系統部署了規範涉企收費行為、加強違規收費治理的各項工作,對全面落實簡政減費政策,優化營商環境,推動涉企收費治理的規範化、法制化具有重要作用。

加強違規涉企收費治理的重要意義
  一是規範涉企收費行為是世界各國的普遍治理需要。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企業支出中,均同時包含“稅”和“費”兩個方面。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政府财政統計數據顯示,世界各國的财政收入中都有一定比重的“費”,平均占比在20%左右。在美國,“使用者收費”一直是政府非稅收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政府所有的企業和公共财産收入、公共設施使用費、行政性收費、罰款和沒收資産收入等是其非稅收入的主要來源,占州政府财政收入的20%左右。在加拿大,國有自然資源開發收費、政府特許權收費、教育服務收費和國有資産經營收益等是政府非稅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占聯邦财政收入的10%至11%。從總體上看,各國的涉企收費都與政府職能密切相關,都存在規範收費行為、統一立法等治理需要。我國企業乃至社會公衆對涉企收費的感受不佳,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政府部門下屬單位、中介機構、商業銀行等收費主體借助優勢地位“隐性”亂收費問題還比較突出。《通知》并沒有簡單複制世界其他國家收費治理模式,而是緊扣當前我國涉企收費存在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治理措施,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治理違規涉企收費堅持問題導向的務實态度和敢啃硬骨頭的擔當精神。
  二是零“亂收費”是必須達到的目标。違規涉企收費,尤其是政府部門下屬單位、中介機構等收費主體強制收費的行為對經濟健康發展、公平市場秩序破壞很大。在政府已經大幅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降低收費标準的背景下,當前涉企收費治理的關鍵在于對各類涉企收費行為的規範和監管,提升涉企收費的透明度,杜絕各類違規收費行為,切實做到零“亂收費”,讓政府的減稅降費政策發揮更大效應,讓企業看到實實在在的變化。
  三是規範收費行為對企業增強獲得感意義深遠。減稅降費,不單純是收費項目減少、費用降低,更關鍵的是規範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中介機構及商業銀行等各類收費主體的行為,推動涉企收費治理的規範化、法治化,讓涉企收費行為有規則、受監督、可評估,讓企業明明白白繳費。這些治理措施将對進一步簡政放權,保障企業合法利益,改善營商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尤其是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具有積極意義和深遠影響。

當前我國涉企收費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涉企收費”在概念上需要進一步明晰。當前,尚沒有法律法規對“涉企收費”作出準确定義。社會公衆和企業所談及的收費,既包括依法收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也包括經營服務性收費,以及行業協會、商會、中介機構等單位收取的會費、其他收費等。這些不同的收費,法律性質不同,治理的路徑也不同。對于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關鍵在于明确收費項目、收費标準、服務内容以及征收程序。對于經營服務性收費,關鍵在于确立公平競争、平等自願、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市場基本規則。按照《通知》要求,加快推進收費治理法制建設,将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涉企收費”概念不明晰的問題,有利于推動涉企收費治理分類施策。
  二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要進一步理順。進一步治理違規涉企收費,關鍵是要正确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廣泛開展自查自糾,并通過随機抽查、重點檢查、社會監督等方式治理違規涉企收費,有利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和不合理高價,對推進整體改革具有積極意義。
  三是涉企收費的規範性、透明性、合理性有待提升。增加涉企收費的規範性、透明度一直是我國優化收費管理制度、規範收費行為的重點。我國針對涉企收費的系統治理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1997年,國務院曾出台《關于治理向企業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等問題的決定》,此後财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委又多次下發關于清理規範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通知。同時,為推進多部門協同發力、系統治理,同年國務院還建立了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機制。2010年,國務院組建減輕企業負擔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并組織開展全國範圍的為中小企業減負大行動。通過相關部委的一緻努力,減輕企業負擔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仍然有些頑疾尚未完全根治,強制服務、政府背書、違規授權等問題依然突出。《通知》把涉企收費治理與深化“放管服”改革有機結合,有助于推進系統治理,解決“紅頂中介”等頑疾。

加強違規涉企收費治理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加強違規涉企收費治理,需要緊緊圍繞當前違規收費的主體責任、深層原因及制度建設,對違規收費開展系統治理。《通知》對此進行了全面深入部署。
  一是強化地方政府及職能部門的主體責任,全面清查違規收費。長期以來,在政府主導要素和資源配置的領域,一些政府部門擁有的決定準入權力過大。過度的管制和準入限制,制約了企業經營的積極性和創業活力。另一方面,随着當前降低企業成本負擔政策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或迫于地方經濟發展壓力,難免将政府職能帶入對市場和企業的幹預中。清理涉企收費的過程,其實也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過程。要改變違規涉企收費打而不絕的現象,就要注意規範政府行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斬斷那些向企業亂收費的“黑手”。對此,《通知》着重梳理了違規涉企收費的主體,要求以政府職能部門、下屬單位、行業協會、中介機構、商業銀行等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為重點,深入開展自查自糾,全面清查整頓涉企違規收費問題,牢牢抓住違規收費的主體責任,為新一輪簡政降費提供了保障。
  二是增加涉企收費的公開性、透明度,充分接受社會監督。在厘清政府權力邊界的同時,還要接受最廣泛的監督。實施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制度,讓涉企收費暴露在陽光下,是規範收費行為的有效抓手。《通知》精準定位了違規涉企收費治理的主要問題,明确了收費事項一律公開,充分接受社會監督的原則;全面公布确有依據要求企業接受第三方服務的事項、政府部門行政委托事項、下屬單位收費事項、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等。這些措施對整頓違規收費,保障公衆和企業監督權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與“放管服”改革緊密結合,形成長效治理機制。落實簡政降費政策,重點還是要構建管用有效的制度保障體系。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明确、協調政府部門之間的權責界限,淡化權力意識,公開權責清單,以更加理性、嚴謹的态度對待增強服務能力、拓寬服務範圍的政府職能轉型過程,推動政府治理向“權責一緻、行為高效”的新型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通知》對進一步健全違規涉企收費治理的長效機制進行了系統部署,通過完善舉報投訴查處機制、落實經費保障要求、規範中介機構行為、建立治理成效評估機制、健全治理法律體系等,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創新監管方式,加強綜合監管,降低制度成本。這些機制的落實,将為保障涉企收費管理的規範性、系統性、實效性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雲南大學政府非稅收入研究院 李 娟 梁雙陸 崔慶波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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